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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平津战役后，这二人瞄准了京、津、唐之间的高压输电线次，盗取高压线吨多。造成石景山发电厂无法向外输送电力；天津到唐山之间的铁路线，被迫中断十天之久。

  此二人罪不容诛，可马廷兰心有不甘，为了活命，她指认天津棉纺二厂女工金素秋，是她丈夫吴作周的姘头。

  金素秋是化名，她的实际身份，是当年活跃在遵化一带的女匪宋金莲。曾经亲手杀害了东北野战军七纵19师56团团长吴兴亚。

  对马廷兰的指控，金素秋矢口否认。工厂的工友也纷纷出面作证，说金素秋温婉贤淑，积极肯干，是公认的技术能手。只因她容貌出众，难免遭人妒忌。

  马廷兰也不废话，直接拿出一张照片，那是吴兴亚团长遇害后，宋金莲骑着吴团长的马，手持短枪，满脸的得意洋洋。

  金素秋看到照片，顿时像霜打的茄子瘫倒在地，委屈巴巴的承认自己就是宋金莲。但又替自己分辩说当年之犯下大错，只是因为年幼无知。

  宋金莲1930年出生在遵化县牛家岭村，她家是当地最大的地主，其父妻妾成群，有子女二十多人。

  宋金莲的母亲是侧室，她只生了两个女儿，老大宋金贤，比宋金莲整整大了12岁。

  宋金贤也不是个守妇道的女人，对年龄相仿的丈夫嗤之以鼻，却对长她几岁的大伯哥徐福全情有独钟。

  这个徐福全是个什么人呢，简单说就是个神棍，说话神神叨叨，做事装神弄鬼，是一个所谓的“收元门”坛主，可折腾了好几年，也没收到几个门徒。

  乡亲们都知根知底，谁也不信当年拖着大鼻涕偷鸡摸狗的徐家老大，这摇身一变就成了徐大仙。

  徐福全骗不了乡亲们，但是把年轻貌美，少不更事的弟妹宋金贤迷得五迷三道。一来二去，两个人就睡在了一起。

  虽然说这事是你情我愿，别人不好说什么。可徐福全的弟弟和父母，却不这么认为。

  宋金贤也不是省油的灯，直接给家人弄了点儿巴豆吃，然后趁着月色，跟徐福全私奔了。

  都说远来的和尚会念经，徐福全和宋金贤折腾了几年，竟然网罗了不少无知的村夫蠢妇。

  1936年，感觉自己事业有成的宋金贤，与道侣徐福全一起回到娘家牛家岭村，继续他们装神弄鬼的勾当。

  此时宋金贤的母亲已经过世，年幼的宋金莲寄人篱下，虽然不愁吃穿，可遭家人欺辱是一定的。

  得偿所愿的宋金贤，就在老爹的眼皮子底下，盖房置地，折腾的风生水起，门徒遍及周围上百个村庄。最后连宋金贤的那些后母们，也成为她忠实的信徒。

  此时的徐福全则以护教为名，弄起了一支300多人所谓的“盘古”军，他们脚穿双脸布鞋，头上缠着写有“盘古”二字的黄布条。虽然他们都掌握了可以“刀枪不入”的真言咒语，可徐福全还是坦然的接受了日军赠予他的，并把家搬进了县城。

  1938年，徐福全册封宋金莲为“金莲圣姑”，在“收元门”中，地位仅次于徐福全和宋金贤。

  徐福全的这支土匪武装，组织严密，水泼不进，对这些信徒来说，徐福全的话就是圣旨。

  抗战时期，冀东八路军的活动区域中几乎遍及整个农村。只有“收元门”活跃的地区，八路军难以涉足。期间被他们戕害的八路军官兵，以及抗日民众高达上千人。

  好在军的到来，给了徐福全短暂的喘息机会，他终于意识到，他的这套把戏，只依靠穷苦百姓是玩不转的。

  于是徐福全开始把发展门徒的目标，对准了地主、富农，以及日本投降后，靠没收日伪资产为名攫取大量利益者。

  1948年春天，军在东北颓势尽显，为了挽回败局，军统特务刘廷勋奉命来到冀东，住在遵化、迁西两县交界的景忠山白山寺内。

  就这么个风马牛不相及的家伙，竟让徐福全认为这就是他的靠山，对刘廷勋的线月，傅家城村的地主恶霸张作春、张作祥、张作相、张作平等兄弟四人，在土改运动中，损失了大部分的土地、财产。而且村干部和民兵还扬言，要追究张氏兄弟抗战时期当汉奸所犯下的滔天罪行。

  徐福全煞有介事地说：凡是他的门人，在他的庇护下，都可以躲过九九八十一劫，今年是末劫年，渡过此劫，天庭将降下一座云城，凡是忠心他的门人，就可以住进云城得道升仙。不忠心他的门人就会魂飞魄散，永世不得超生。

  张氏兄弟感觉被指点迷津，对徐福全万分感激。他们回家以后，向亲属和朋友散布徐福全的说辞，很快，附近各村500多地主恶霸就成为张氏兄弟的忠实拥趸。

  5月初，正是青黄不接的季节，许多普通百姓家都出现断粮现象，夏粮又没什么指望，所以一时怨声四起。

  中旬，徐福全开仓放粮，但赈济的对象只限于他的门人。这些人恰恰是不缺粮食的。

  5月20日，刘廷勋命令徐福全，闹出点儿“动静”来给南京看，给自己增加些“福报”。

  三天后，徐福全以做寿为名，集合了70多名大小匪首，煞有介事的说：确定农历五月十二（6月18日）“起事”，周边136村一起动手，杀干部、党员、军属、民兵、土改积极分子。事成后，云城就会从天降临，我来做城主，福报大的弟子，都可以在云城担任重要职务。

  6月8日，小麦进入成熟期，经过土改分到土地的普通百姓，开始忙于收割小麦，夏播玉米。困扰百姓的粮食危机似乎解除了。

  刘廷勋诡秘的一笑说：这正是千载难逢的机会，麦收结束，你们就起事，把主张土改的人都杀掉，让那些“穷鬼”们把分到的土地和粮食都吐出来。这些本来就属于你们的，拿回属于你们自己的东西天经地义，老天爷会护佑你们的。

  6月18日，匪徒们开始发动暴乱。他们脚穿双脸鞋，头部缠着写有“盘古”二字的黄布，因为之前都喝了含有朱砂的符箓水，每个匪徒都双眼赤红，因此，这些匪徒也被老百姓称之为“红眼队”。

  傅家城村的张氏兄弟首先发难，他们带着20多名匪徒，杀害了土改积极分子李占海和张奎父子四人，然后又把军属张顺三个年幼的孩子活埋。

  随后张作祥跑到高各庄，指挥100多名暴匪，分别抓获正在农田里劳作的党员、村干部、土改积极分子共20多人，押送到村南山长峪沟准备活埋。

  半路上遇到大安乐庄妇女主任高成云。高成云当时只有19岁，绑匪将她砍伤后试图施暴。

  高成云不堪受辱，跳下悬崖，侥幸生还。她顾不上伤痛，急忙跑回大安乐庄汇报匪情。

  村干部刘忠闻讯后，立即从农田里召集来20多名民兵和土改积极分子，准备迎击来犯之敌。

  不料村里也有50多名“红眼队”成员，他们突然出手，杀害村干部以及土改积极分子共5人后，逃出村外与傅家城村杀过来的暴匪汇合。

  吃过晚饭后，在宋金莲的指使下，30多名“红眼队”成员，将刚收工回家的村干部李仲奎，砍死在街头。

  随后暴匪们又去找其他村干部，他们尚在农田里劳作，还未回家，暴匪们就抓了他们的家属做人质。

  到了第2天，“红眼队”的暴匪更加嚣张，他们杀了个回马枪，再次返回大安乐庄，结果还是一无所获。

  在返回牛家岭村的途中，又将穆家庄、东双城、西双城等几个村庄的民房悉数烧毁。

  在高各庄南山长峪沟，暴匪们发现在此避难的百姓70多人，农会副主席袁泉等9人当场遇害。

  暴乱中，18岁的宋金莲异常兴奋，她率领120多名暴匪，突然袭击了瓦子村。

  虽然扑了个空，只抓到50多名老幼妇孺做人质，但是在归途时，与东北野战军第七纵队19师56团团长吴兴亚等人遭遇。

  吴团长1938年参加八路军，四平解放以后，离家10年的他，终于有了回家探亲的机会。

  为了保护吴团长的安全，除了两名警卫员外，上级还安排县公安助理曹国宏，一起随行。

  混乱中，吴团长并没有拔枪相向，他认为这只是一个误会，自己对乡亲们并无恶意。

  可暴匪们根本听不进任何的解释，宋金莲趁乱，将梭镖吴团长的胸膛。吴团长和两名警卫员当场遇难。

  刘廷勋得知宋金莲杀掉了一个东野团长后，不禁大喜过望，不但赏了她一个“金莲尊者”的称号，还给她摄影留念，彰显她的“光辉”战绩。

  上级首长这才知道“红眼队”叛乱事件。立即派县大队200多人，到牛家岭村、大安乐庄一带执行剿匪任务。

  吴兴亚团长遇害，县大队剿匪失利的消息，很快传到东北野战军冀东军区司令员潘峰耳中。

  潘司令认为，“红眼队”势大，仅凭地方部队很难将其彻底剿灭。于是命令驻扎在玉田一带的冀东军区独立第7团，星夜赶赴遵化，执行剿匪任务。

  独七团团长刘守仁，命令所部第一营担任先头部队，在营长南更顺的率领下，连续强行军100多公里，于6月21日拂晓时分，提前抵达目的地牛家岭村。

  天亮以后，“红眼队”的暴匪，发现了自己慢慢的变成了瓮中之鳖，阻断了他们得道升仙之路，变得恼怒异常。

  剿匪部队向天开枪示警，暴匪头目高德成，恼恨家人的苦苦阻拦，竟然挥刀砍死了自己的生身父母和女儿，满身是血的他仰天狂笑，大呼：“有什么可怕的，咱们刀枪不入。”

  由于上级没有下达开火的命令，战士们一时不知所措。两名工事靠前的战士，牺牲在暴匪的屠刀下。

  就在这样一个时间段，独七团团属炮兵连及时赶到，第一发炮弹就准确命中敌群。20多名暴匪当场毙命。

  这名战士忍住剧痛，手中的刺刀扎入敌人的胸膛，然后他奋起神力，将暴匪的尸体甩出10来米远。

  又一发炮弹落入牛家岭村，将“收元门”供奉的神像炸的粉碎，把正在神像前祷告的徐福全惊得目瞪口呆。

  根据俘虏提供的线索，剿匪部队直扑景忠山白山寺，誓言要把这次暴乱的幕后指使者刘廷勋生擒活捉。

  但这厮狡滑的很，他知道徐福全一群乌合之众，难成大事，所以“红眼队”刚开始行动，刘廷勋就溜之大吉了。

  战斗胜利结束以后，剿匪部队奉命在下石河村休整，他们接下来的任务，是搜剿漏网的“红眼队”成员，对那些负有血债的成员一定要予以严惩。

  短短三天时间，暴匪们就伤害无辜人员65人，焚毁房屋1220多间。共有2980户人家蒙受重大损失。其中仅被叛匪烧毁的粮食，就高达55000多斤。

  经过对俘虏仔细甄别，剿匪部队只留下以张作春，张作成，高德成等36名“红眼队”的骨干分子，其余人员全部由村干部出面带回。

  1948年7月初，匪首张作春、张作成、高德成等七名匪首，在傅家城村北沟伏法。

  1950年12月初，“红眼队”暴乱时曾经杀害无辜人员8名，烧毁房屋220多间的匪首袁宽，在兴隆县的山沟里躲了两年多，最终被剿匪小分队生擒活捉，于12月6日当众处决。

  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，藏匿在各地的“红眼队”骨干纷纷落网。最后只有宋金莲与刘廷勋下落不明。

  直到1953年9月，通过惯偷马廷兰的指认，潜藏在天津棉纺二厂的宋金莲才正式落网。

  此刻刘廷勋慢慢的变成了王紫泉的门人，这个人是天津“世界新佛教会”的主持。在刘廷勋的帮助下，宋金贤也成为其中一员。

  后来阴差阳错，闻名天津卫的雌雄大盗吴作周、马廷兰夫妇，竟然把主意打到了王紫泉身上。

  天津解放后，王紫泉企图武装暴动，不料阴差阳错，他精心制定的行动计划被雌雄大盗给偷走了。

  雌雄大盗只对财物感兴趣，这份弥足珍贵的情报，竟然被他们当做垃圾一样丢掉了。

  但是吴作周在其中，发现了宋金莲的档案，经确认就是棉纺二厂的厂花金素秋，于是把档案偷偷藏起来，与此要挟宋金莲，与其长时间保持不正当关系。

  暴乱是团长遇害后第三天平息的。文章里写的很清楚，是那个身受重伤的好公安干事提供的情报。其他的还有一个说法，是东野情报部门，监听敌军广播时，得到吴兴亚团长遇害的消息，遇难日期是6月16日。指示独七团剿匪的命令，是冀东行署主任张明远下达的。但是冀东行署与独七团有没有隶属关系，却查阅不到可靠资料，因此采用了第一种说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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